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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记忆 | 郑焕明:北京汽车往事

帮宁工作室2021-09-21新闻40
口述|郑焕明整理|葛帮宁摄影|赵伟编者按:12年后,我们再次邀他口述历史。2018年9月19日上午,在其北京寓所,82岁的郑焕明为我们还原北京汽车往事。尽管之前曾断断续续做过他的口述历

口述 | 郑焕明

整理 | 葛帮宁

摄影 | 赵 伟

编者按:

12年后,我们再次邀他口述历史。

2018年9月19日上午,在其北京寓所,82岁的郑焕明为我们还原北京汽车往事。尽管之前曾断断续续做过他的口述历史,但这次讲述,他又增加了很多故事和细节,为我们厘清北京汽车工业发展史留下宝贵资料。

郑焕明,原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。

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。同时,他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,其诗集《半世车缘》被国家图书馆收藏。他还是一位书法家,多年潜习,笔耕不辍,书风渐成一派。

1936年,郑焕明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张大屯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在解放前的特定历史阶段,他直接进入小学四年级念书,从茌平中学毕业后,积极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怀抱。

1956年,还想继续学习的他考入济南机器制造学校。2年后,该校并入山东机械工业学院。1962年大学毕业,他如其所愿分到北京汽车制造厂。至1991年调任北京市政府工作,期间30年,他亲历了北京汽车工业的风雨历程。

他如何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掌管全局的北汽负责人?北京吉普合资公司成立后,北汽南北两厂分立,他如何带领老北汽人进行二次创业?他提出的北汽精神对成立60周年的北汽集团未来发展有何启示与借鉴?

回看过往,郑焕明为北京汽车历史留下怎样的符号意义?

本次访谈,得到北汽集团和郑焕明本人的大力支持,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

以下为长篇访谈摘录。

1936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鲁西高唐县杨屯乡张大屯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祖宗三代都种地,祖父和父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村里有400多户人,我应该算第一个“大秀才”。

我们兄弟三人,我排行老二。我家离高唐县35里,离茌平县50里。茌平县呈长窄条,后来切出一块,划到高唐县。我小学和中学都在茌平县念。

我所处的年代,正是解放前的特定历史阶段。小时候不想上学。为什么?我家和学校就隔着一道墙,垫上砖站在墙头上,就能看到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对着太阳被罚跪。有的头上顶块砖,砖掉下来,就拿戒尺打板子。

临近解放,父母还是希望孩子上学。正好也动员上学,我哥和我开始念书。不到一年,犬牙交错时期到了,上学就停了。

我家附近有座庙,庙里有个老爷子,特别喜欢写篆字。跟一般篆字写法不同,他先画一个圈,把整个字都写成圆形。他还喜欢背古典诗词。我哥领着我,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,总共不超过8个人,就跟着他学习。

老爷子教我们的第一首诗就是《关睢》: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之后又学过《名贤集》: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

老爷子是本村人,当时也不兴收费送礼,他愿意教,我们愿意学。这样过了半年,解放后建国前,村里开始建正规小学,我在张大屯完小念完六年级。

正好赶上土地改革,我们家有40亩地,有10来口人,父亲又开店做生意。我家位于张大屯镇的交通要道上,是1940年代逃荒去东北的必经之地。家有几间客户,来回需要住店的,我们就提供住宿,还卖面卖饼,因此家庭条件算富裕,但达不到地主水平。

我家被划为富农成分。有了阶级成分不让上学,没多久又恢复。因为有基础,我就跳着上学,直接从四年级开始念书。到升初中时,富农成分又变成中农。

升学考场在山东聊城市,离我家100多里路。之前我出过最远的门就8里路,这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。进城一看,到处都是电灯电话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考试分两次,像机关招聘干部似的,到第二榜时我被刷下。

因不同学校考试时间不同,我又回到茌平县城考,到这边我有优势。我哥的一个把兄弟,是茌平中学一级一班的学生,他会骑自行车。当时一个大队没几辆自行车,他骑车带我去考试。还借给毛笔和墨盒,他的笔比我的好,写作文时感觉特别舒畅。

这次考上茌平中学。初一分三个班,我在一班,还是个小头目,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。这时我有个感受,不要死读书,要尽可能参与多种活动。我参加了校篮球队、排球队、话剧团和歌咏队,这些爱好对后来工作很有好处。

1955年初中毕业,我本想考艺术学校,因为音乐和美术都不错。再一想,岁数大了怎么办?这样就报考了济南铁道学校,这是山东省两所名校之一。铁道学校坐火车不花钱,对我有不小的诱惑,可惜名落孙山。

01.

还是想学习

其实去考铁道学院之前,张大屯镇乡党委书记刘殿湖,我家的一个远亲就跟我谈,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,你回乡里干吧。

当时一个乡政府设四个干部:党委书记、乡长、武装大队长和秘书。我哥是武装大队队长。我回到乡里后,书记又说,上边说你不是党员,不能当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,只能当副社长,管政治。

管政治权力可不小,算除社长外的二把手。既然让我管,那就得管好,真是满腔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又是动员,又是发动,领导干部包括社委会成员,开会不能要公分,公分就是工资。想要公分,大家得一起干活。

开会怎么办?晚上开。因此起了个名字叫“熬红眼”。我从小胆子小,怕走黑路,农村黑路一点火星都没有,伸手不见五指。再加上国共拉锯战时,曾有两位共产党被杀害,脑袋被割下来放我家门后,一边一个,每次走到那里总感觉头皮发麻。即使这样,也咬牙坚持。

但这事得罪人。本来当干部的,到处去检查,拿最高分。这倒好,不给公分,因此对我很有意见。还有卖余粮,社领导要带头,要裤腰带勒紧再勒紧才行,吃不饱还得把粮食留下来卖给国家,挨饿也得卖。自己饿肚皮不干,谁都不愿意,遭到社长的反对。

又赶上我哥和区政府武装大队长有矛盾。支部书记去开会,就讲我的坏话。挑不出别的问题,就说我们家成分高,应该划为富农,这样我家成分又变为富农。

这时初级农业合作社要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型,我哥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。富农怎么能当社长?其实我哥是地下工作者,他带我干活时给我讲辩证法,我也听不懂,到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。

我从初级社副社长变成高级社技术股股长,这期间我就有些异想天开,想搞些新东西。初中学过一点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,就在试验田里嫁接,玉米试验田肥料密度高,长起来就是不结玉米。后来反思,光想不行,还得有学问。干事一定要脚踏实地,一步一个脚印。创新不是胡思乱想,要符合规律。

我在农村待了一年。1956年国家号召考学,乡里虽然给我安排了新职务,我觉得能干起来,但不能按照自己愿望办事,还是想学习。就报考了济南机器制造学校,这也是山东的两个名校之一。

发榜时成绩还不错。我是校团支部书记。期间参与过抗旱救灾,接触到农业机械、手摇柴油机和农业机械实践等。

两年后,赶上大跃进(1958年),教育也要大跃进。济南机器制造学校和山东烟台大学合并,成立山东机械工业学院。山东烟台大学承建制过来,我们几个班有部分同学到机械学院上学。

所以我这个大学就这么来的。没念高中,念了两年中专。机器制造专业,也叫通用系机械制造。大学四年,我不是班长,就是团支部书记。1960年生产实习,我是实习队队长,到济南第二机床厂劳动。

多年后,我的同班同学程子荣在济南第二机床厂当党委书记、厂长。后来北汽二次创业要大压床,他们要不来,就让我出面。我去找程子荣,请他支持。

他说,不行,得按计划。

我说,我不光要现成的这一台,你还得给我安装调试好。

他说,你不讲理。

我说,讲理还让我来吗?

这台大压床迄今还在位于怀柔的福田汽车厂。

毕业实习在济南柴油机厂。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柴油机连杆,从选材到编制工艺,到工艺过程,包括机床、卡具、刀具、量具,整套都是一人设计,用时半年,提前3天交卷。

很多同学写了100多页毕业论文,我只写了56页。我喜欢诗词,用语没有太多废话,表达清楚就行。没想到,毕业答辩时,我占了些便宜。

从小学到大学,我基本都是学生干部,尤其是在济南上大学时,我是团支部书记,又是全校的典型班级。1959年还让我在全校介绍过经验。班里11个班干部,其中7个班干部有不及格科目,我虽然全及格,但总感觉有些吃亏。

答辩改变了我的看法。答辩时,要把毕业设计挂出来,用半小时讲述清楚,考官们再提问。考我的老师是山东省机械厅的总工程师等,他问我,机械增压有几种方式?

我说,我只知道一种机械增压,别的说不清楚。

他说,这不是你的专业,不影响你的分数。

接着是另一个老师。对于他的提问,我说,这个问题,我在设计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,如果你有兴趣,可以去翻阅我的设计。老的指导老师当场作证,这就等于把老师给挡回去了。

其他问题顺利通过,我很兴运,毕业设计和答辩拿了满分。

02.

第三个失败者

1962年毕业,实行分配制。当时都愿意去北京。填志愿时,5个志愿我都写服从分配。老师说,不要这样填,最后一个写服从分配,前面4个按自己想法填。

自然我就填 了北京、天津、大连和呼和浩特。结果如我所愿,分到北京汽车厂。厂长是陈子良,书记是冯克,张世恩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。当年北京汽车厂进了46位大学生,100多个中专生,中专生是工人待遇。

北京汽车厂正做东方红小轿车,已小有名气。那时候中国没什么轿车,红旗出来得较早,井冈山生产过一批,BJ212还没定型。

到北京汽车厂,先要经过一年见习劳动。所谓见习劳动,全厂主要单位轮一遍。我们这些大学生是BJ212上马的骨干,领导很重视,每到一个单位,基本都是主要领导介绍情况。

半年后,按照未来要做的工作安排劳动。我在工具车间,几乎经历了所有工种:短的待一周,长的干两个月,像精密车床、坐标镗,当时都是精尖设备。

这一年下来,我对工厂情况基本掌握,对设计从事的相关工艺、装备也更清楚

1963年我被分配到中央设计室工装组。先描图,都用手画,实线、虚线、点画线这些要分清楚。同时学仿宋字,用3个月时间掌握设计基础。

对一个技术干部的成长,这一年零3个月非常重要。

设计室一组有十多人,其中两人来自清华大学。我心想,我一定要超过你们。只有决心不行,还得下功夫,毕竟人家功底深厚。一段时间后,应该算超过他们,但也付出了劳动。他们说,这小子怎么进步这么快?我想,你们酣睡时,我还在苦熬哇!

第一个设计就出了洋相。一个发动机活塞销,磨平面。怎么磨?组长说,这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结构,他还给我出主意,帮我分析。设计完后,第一次碰到问题,老师说,快来,你图纸有问题。

我心里七上八下,不知道有什么问题?到那里一看,他说,你这个 Φ没有尺寸,Φ是直径,数字掉了,这还好说,是马虎大意,校对也没看出来,加上就行了。

夹具出来后,平度达不到质量要求。老工人帮着给调试,调来调去勉勉强强通过。组长告诉我,你是第三个失败者。

我说,你可真有意思,把难题给我出洋相。

其实我挺感谢他,先碰碰壁,知道想的和干的有差异,对我后来工作有帮助。

1963年底BJ212上马,要做生产技术准备。厂里把一部分中专生组织起来培训,搞设计。我是班主任,带了40多人,我也给他们讲工艺,培训了几个月。

接着厂里组织80多人,由设计室主任孙启明带队,到一汽搞现场设计。当时北汽没有完整技术资料,一汽从苏联拿来整套的资料,又有实践经验。这样一方面一汽给我们做指导,一方面我们借用它的资料。在一汽资料基础上进行改造,形成北京汽车厂的技术标准。

我是团支部书记。一边搞设计,一边做工作。年轻人较多,接近60人,大都是北京人,到长春要吃高粱米,再加上想家,思想问题一大堆,所以任务很重。

有位肖大姐想请她帮着做做思想工作。团队里有位刚结婚的年轻人,一天一封信,本想请肖大姐给做工作。没想到,她吃完饭后,晚上没事就拿着孩子照片看。还有人身体不适应,我的馒头基本都给病号吃了。

我们住在一汽附近的一个宾馆里。天气很冷,有天早晨,我出去打太极拳,结果吐血了。主任问我,你怎么脸色发黄?我说,睡觉少。说着说着,差点休克。赶紧送医院,一查是肺结核,还得回北京治疗。所以,我到长春才一个多月就当了逃兵。

回京后,直接到通州结核病防治所住院治疗。大夫说,你这病挺重,得绝对卧床。

我说,我绝对不能卧床。

你不卧床,这病就治不好。大夫说。

绝对卧床才不好。我说。

大夫看我很坚持,就松口说,你动动可以,但不能大动。可以绕着院子转圈,恢复后再说。

我在医院总共待了110天,随着病情好转,还教了一批太极拳徒弟。出院时,大夫问我,你怎么好得这么快?

当然是大夫医术高明。我笑道。

他说,不对。一屋4个人,你来得最晚,病情最重,但出院最早,到底有什么秘诀?

精神能治病。我说,我不怕病,用乐观态度对待它,想好起来后赶紧回去搞设计。

出院后,党总支书记、工艺科副科长汪振龙跟我说,你调去搞技术管理。张(世恩)总也同意,但你先别说。

我答应了。

03.

成为先进集团

1965年我调到工艺科做标准化,贯彻国家标准螺纹。螺纹标准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,涉及方方面面。期间跟张(世恩)总直接接触不多,管我们的是副总工程师史麟图,他总喜欢说,不妨试试看,弄得我们执行也是,不执行也不是。后来,工艺科科长就带着我直接给张总汇报。

国家标准螺纹转型,要用公制代替英制。这东西很抽象,不好办,我就开动脑筋,变些花招,让大家乐于接受。

李白的诗词都很夸张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看不见就放大,搞成一套挂图,不到20纸,效果还不错,反馈也不错。再配个杏黄色的小手册,在新华印刷厂印刷,人手一份。

结果这套挂图成为一机部的典型。他们拿过去后,把结尾换成一机部,到处传播。

接着搞标准化,我是标准化组组长。领导为培养我,又让我兼任非标组组长。楼上一个组,楼下一个组,我开始管两个组。

一段时间后,文化大革命开始。我不参加任何一派,但我们4个人——2个党员,2个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了宏图战斗兵团。保密工作做得很好,谁也不知道这个战斗兵团有多少人,只知道这个兵团的小子很厉害。

解放军进厂后,我们开始做“八五派”:早晨8点上班,下午5点下班。按时来,按时走,不写小字报,不出去,不参与。干什么?学习。白天技术,晚上马列,这段时间还真学到不少东西。

正好赶上援助阿尔巴尼亚兄弟。上面给了一项任务,编制BJ212备件目录。目录分三种文字:中文、俄文和英文,要求文图并茂。

比如一个总成件,或者一个分总成件,直接看可能不知什么结构,需要将零件拆散拉开进行标注。化油器这么个小件,100多个零件怎么摆,拍照下来能不能看见,确实要大费脑筋。

北汽当时学解放军建“三部一室”:生产指挥部、后勤部、政治部和办公室。技术组组长李绪成(相当于总工程师)来找我。他说,现在有个重要任务,BJ212无偿给阿尔巴利亚,但要备件,给他图纸,他也弄不清楚。

北汽没做过这种备件目录,李绪成让我负责这件事。我说,你这是拿鸭子上架,我学的是工艺,你学的是汽车。他说,鸭子不上,扔也得扔上去,就是你,你说要谁?

我点名要赵晟,他是附件设计室主任,被关在牛棚里。我是总指挥,配一个总编辑,一个翻译,一个摄像,一个喷图。因此BJ212上的每个零件,凡是能拆卸的,我都亲手拆过。而且大部分都在南北厂来回跑,小件拿自行车驮着。驮不动的,就到现场去。

时间很紧,要求我们半年完成,逼着我们想招,最后如期完成任务。接近尾声时,造反派头头说,这是 x 窝子。赵晟比谁都害怕。我说,没关系,我组织的,有事情往我身上推。

无巧不成书。有一天,军管会副主任来到我们工作室。这是个好机会,得给他宣传,我就讲社会主义明灯闪闪发光,需要备件才能更亮更好。从那以后,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,我们变成先进集体。

我的收获在哪里?我不是学汽车出身,但这段时间对汽车加深了解:每个件亲自拆,拆完后摆起来,照完相,再把它装起来。每个部位有什么要求,原理结构都要了解。这种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,这是技术上的收获。

还有对政治的理解。虽然不用研究那么深,但至少要知道怎么办。在执行过程中,怎么把关系处理好。

文革后期,我被调到技术服务连(包括设计、工艺、质检等)当政工干事。1年后,又调到生产指挥部党总支做政工干部,管学习、宣传和秘书工作。总支书记让我写报告,既要有理论,还要有实践,而且要得很急。逼着没办法,就在夜里写。

后来又叫我做工艺科党支部副书记,主持行政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好协调,我就给党委写了个报告,希望改成行政职务,我被任命为工艺科副科长。

04.

改造铸造分厂

这时北汽老厂长郭林岱为BJ212编制生产计划急得火上房,虽然1972年BJ212年产就已上万辆,但再大就是上不去,受制于桥壳(牙包)的毛坯,废品率特别高。当时是北汽自己搞的一条铁模生产线,废品率高,桥壳出不来,汽车排产上不去,所以只能依桥壳定产。

郭厂长一大早就跑去数桥壳。我问他,你数这个干什么用?

他说,我着急,生产出不来。

回来我就问管工艺的技术员卢洪昶,他是山东工学院毕业。我说,桥壳质量跟咱们工艺有关吗?

他说不清楚,他是管铸造工艺的。

我说,走,咱们去劳动调研。

我们就到桥壳生产线,线上一人一坑,不能随便增加。旁边紧挨着就是差速器壳。我们在那里一共待了50天,有事就回来处理,没事就去劳动。结果广播里老吹我,后来不知谁还编了首歌,在广播站里唱。

有一天中午,郭厂长骑自行车回家吃饭,看到我说,大郑,来,坐我后头。

我坐上去,他就说,你回来吧。

什么回来?我问。

他说,你不是在铸工劳动吗?桥壳问题能解决吗?

我说,能解决。

怎么解决?

小孩拉粑粑,拉一拉,挪一挪。

什么意思?他问。

我说,边生产边改造,把生产地方腾出一块来改造,改造完后搬过来生产,再改造另一边。生产改造两不误。

他记在心上了。没过几天,回家吃饭时,他又叫我坐他自行车后面。他说,大郑,你到铸造分厂去,我提的名,没有一个人反对。

我说,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?我学冷加工的,那些铸造工具叫什么,我都说不清楚,你叫我上那去活受罪。

都说你行。他说。

你要这么说,那我就去。我说,如果不行,我撒丫子就跑。

他说,行,但你不要久待,你去了要注意培养接班人。经过两年的生产、改造,落后变先进。

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去。我去看桥壳加工,这是倒数第二落后的地方。第一落后是铸造分厂,第二落后是底盘分厂。我在桥壳加工待了一个月,看还有些什么问题。

我到铸造分厂后,我给党委书记说,咱们拿两个月时间把底盘厂的嘴堵上,它成了倒数第一,咱们就可以按部就班进行改造。

还没到两个月,桥壳生产出来把底盘分厂的嘴堵住。他们不再说桥壳供不上,改口说加工来不及。这是托词,我在那里劳动一个月,什么都知道。我们就开始编制技术改造规划。

中间有个小插曲。1976年6月我到铸造分厂,安排好工作后,我就组织人马出去做调查研究。到青岛考察铸造机械,8个人同行。有个技术干部早上起来就去了海边,回来跟我说,海边浪可真大,岸上椅子都有好多水。

我说,你这也太夸张了。

我们从济南乘飞机走。济南汽车厂领导到机场接我们,他说,济南感觉不明显,北京发生大地震,北京站钟楼都塌了。

我们都很紧张。同行一个副总工程师,他家住在1958年建的简易房里,赶快给家里打电话,电话没打通。怎么往回走?火车也行,飞机也行,都断了。只有一架运送物资的飞机,可以坐5个人。

我们有8个人怎么办?那就按照职务,兵先走,头留下。这两三天,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信息不通,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回到北京一看,似乎没那么严重,钟楼还在。

很快就赶上国家抓技术,我参加厂里传达的国家技术工作会议。再加上通过做调查研究,编制三年发展战略规划,彻底改变铸工落后面貌。然后开全厂大会,我做报告,平时做报告,捣蛋的人多着呢,没人老老实实听。但这次报告大家听得很认真,鸦雀无声。

要打动这些年轻人的心,就别给他喊口号。我说,我们这些哥们,脸黑得跟煤球似的,还想搞对象吗?想成家吗?想成家,你这样子谁跟你?

我们有个政工干部,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,个头比我稍矮,但比我白多了。小伙子一表人才,他搞了个对象,都准备结婚了,对方非要到单位来看看。也巧,他正在车间劳动,穿得破破烂烂的,对象看完后,马上就跟他拜拜了。

我说,讲学问,他比你们大;讲形象,他比你们漂亮。他遇到这种情况,人家都拜拜了,你们如果不改变现状,能找到对象吗?想找怎么办?自己动手改变面貌,3年改变,先把这身衣服脱了,换成白大褂。

将来你们搞对象,不要去公园,先把咱们北门的沙山消灭掉,用机械化办法处理,改成花园,曲径通幽,放上连椅,种上花,以后就在这里搞对象,哪里都不去。

散会时,一些小伙子们就问,主任,是真的吗?

我说,不要问真假,跟着我干。

一位1938年的老革命干部说,焕明,咱们厂从成立以来,没开过这么好的会。

我说,只要解决小青年关心的问题,他就愿意干。

党团员带头星期六义务劳动,吃完饭后晚上干。地下掏空,没钱雇人,我们就自己干,前提是消灭沙山,很快就解决了。

一年后,我们就成了先进单位。北京市也把我们当作重点,作为它的协作中心,每年经费50万元,给我们30万元。真是感天地,泣鬼神啊!

在铸造分厂两年,有一条我非常注意,一定要改善环境,给大家创造好条件,让黑小子穿上服装可以搞对象。所以面貌很快改变,成为全厂先进单位,生产能力自然提升。

05.

跟着人家跑,成不了第一

1977年年底,上面找我谈话,要我去底盘分厂。我说,不行,这里摊子刚铺开,模样还没有,怎么好走?

拖了半年,又找我谈。我说,还不行,刚刚铺开摊子,形象还没有,什么也看不清,谁都有成功失败。形象虽然有变化,但是作为生产能力与技术先进程度,现在还说不清楚。

又拖了半年。这次一定要我去底盘分厂,而且没得商量。底盘分厂是倒数第一的厂。首先得了解情况,掌握情况才好说话,我就开始调查研究。1978年8月我上任,提出一个要求,提前一个月完成各项指标。

到年底本来就只有4个月时间,提前一个月就剩3个月。抢出1个月干什么?改换门庭、维修设备。为什么要改换门庭?厂房黑不溜秋的,房顶也不透明,沥清把玻璃都糊上了,墙上黑乎乎的,1万多平方米的厂房里盖了11个屋中小屋子。

做完调查,我要求小房子一律拆除,一个不留。设备全面维修,蜘蛛网一律入地,厂房全面刷新。这可是大难题,制度森严时,想动点东西,还没钱,相当不容易。

小房子拆了怎么补?厂房通道上面是空的,加盖二层楼就行。给每个职工配个立体小衣柜,这样他就有动力。天线下地,车间厂房从里到外刷新。当时有800名职工,至少五六百人得上楼。

施工得花钱,没钱怎么办?我就让职能人员做方案,弄清到外边雇人做,需要多长时间?要花多少钱?同时让辅助工段跟进,跟他讲清楚要求,让他组织人,要多长时间完成?奖励多少钱?我胆子很大,当时不实行奖励。

两边时间相差近一倍,外边要2个月,这边只要20天。外面报价高,这边花钱少,就一个材料钱和人工费,再加一点奖金。

然后我去找北汽总财务师。我说,伍总,请你到我这里来看看。我给她介绍情况后,她说,虽然花钱多,但符合财政纪律。虽然省钱,但违反财经纪律。

我说,伍总,我可没请你批,我只是跟你说说情况,就这个样子。

这就是踩钢圈。我叫她批,她得负责任。我跟她说,但没叫她批,她知道了,我干了不追究,这不就行了吗?这就是策略,就是处理问题的艺术。

到年底,要安排第二年计划。管行政同时也是财务负责人说,不行,你这太冒进。虽然我也做了些工作,给他解释应该如何办,我不会冒进处理问题,但他还是不同意。

我说,这样吧,不是不行吗?你站在旁边看热闹,不要介入这事。x x,你来负责,我指挥。

第一个季度就完成了全年指标。怎么做的?我给财务负责人讲,就拿桥壳生产线做试点,用丰田生产方式,加上小松制作所的质量管理,两者结合,把指标量化到每个工位,个人收入和指标挂钩。

厂领导来抓这个典型,让我介绍经验,向全厂推广。我说,我的经验不可复制,你肯定学不会。就让财务负责人去做介绍,他回来给我讲,大家听着挺好,但是学不会。

这说明什么?不要按常规,有些常规必须掌握规律,有些可以用新办法来取代,甚至可以超越,不要满足现状,要敢走新路。这就是后来北汽二次创业时,我把创新提那么重的原因。完全按常规走路,跟着人家跑,跑得再快,也是第二,成不了第一。

我在底盘分厂也是两年。当时车间分厂就三面红旗:铸造分厂、底盘分厂是其中两面。

1980年上半年,我很幸运,正好赶上上级考察中层干部,搞民意测验,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,就从底盘分厂提为北汽党委常委、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。跟我同时提拔的还有陈须林、王守信两位副厂长。

06.

产品开发与同工同酬

到北汽总厂后,除日常工作外,我主要抓两项重点工作。一项是开发BJ122小货车,这实际是一个系列,我们在一个平台上搞了三个车型:小卡车、双排座和小面包。

另一项就是吉普公司合资谈判。谈判花的时间较多,1980年8月我到任,接替北齿总厂厂长刘耀明。他谈了半年,进行过三次谈判,我接触时开始第四轮谈判,正好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。

谈判我强调两个方面:一是,合资企业初衷是引进技术利用外资。当时总后车船部和一机部汽车局两家联合发文,要北汽开发BJ212二代车。BJ212作为战术用车,有些不太适用了,需要上档次。它的设计任务书很全,不是简单的几个数字几个指标,而是一个体系,这是军车需要,是战术指挥车。

借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东风,进入1980年代后,就想通过合资引进技术。虽然说得很简单,就是和AMC(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)合作。实际前面考察过好多家,去过英国、法国,最后才选中它,希望能从技术方面帮助BJ212提升。

怎么解决?就是要开发,不是美方开发,也不是中方开发,而是合资企业自行开发。美方投资中,50%是它的知识产权,就是软件部分。硬件部分现金占50%,总计投入800万美元。

成立合资企业后,美方持股31.35%,中方持 股68.65%。美方持股中,一半是知识产权,一半是现金。技术占股50%,也就是说,你得给合资企业拿技术来,这是合资初衷,所以合资企业自身一定要开发二代车。

从1979年底开始接触,到1984年1月,整个谈判经历四年零三个月。其中三年多是我管的,在我管生产一年时间里,虽没有直接管谈判,但我又主持全面工作,所以间接管。北汽领导干部中,我管北京吉普谈判时间最长,陈须林管过一小段时间。

谈判非常艰难,涉及技术转让,包括专利、KNOWHOW、技术标准、工艺文件和设计规范等,因为技术是命根子。我们要求美方拿技术到合资企业开发二代车,他不愿意拿。要是不拿,怎么把50%的知识产权体现在合资企业里?他也说不清楚,最后才同意开发。

怎么开发?多长时间?谈判的最后结果是,合资5年后二代车出来,第6年开始全部取代BJ212。北京吉普公司合资合同上有个横道图,第一年完成什么,第二年完成什么,到第五年全部完成,到第六年全部取代,二代车全面上市,BJ212及其相关装备归还北汽。合资企业外汇指标是新车出口创汇,略有结余,这些都写进了合同。

但是还不行,组织要有保证,就要建立技术中心。这也费了不少劲,最后美方总算承认。后来实践证明,没有按照横道图去执行。第六年没拿回来,到第20年也没拿回来,只有合资企业解体,或者历史使命完成,产权才收回来。

美国人很聪明。技术中心10年后才建成,还没投入使用,厂子转让后就被拆掉,非常遗憾。

二是,中外双方高管要同工同酬。这一点我很坚持。

美国人不干,坚持区别对待。道理很简单,他说,我们美国技术水平比你们高,你引进技术,我们应该比你们高才对,你们按照你们国家标准发。中方道理也简单,合资企业国家有政策,我中方有中方的特点。

光有理还不行,一定要拿典型案例说问题,当时就有个典型事件。一个搞总布置的工程师刘德民,吉林工大毕业,在讨论技术可行性研究时,看到一个发动机外特性试验报告,有张表上有三条线,其中一条线刘德民认为有问题,美国人说没问题。

美国人连夜做实验,拉这条曲线。第二天早晨一见面,就拿出曲线图,刘德民一看,这条线还不对。

第二天晚上,美国人又去拉外特性曲线。第三天早晨再拿出来一看,刘德民说,这次对了。所以美国人说NO.1,对他很佩服。

我们就抓这个典型案例。你说你高,高在哪里?要说硬件,你确实比我们高。比如电脑,虽然北汽也是试点单位,但和人家比起来差距很大。但是软件,脑袋单个拿出来亮,我们不次,否则就不会两次否定外特性曲线。

美国人说不出别的来。就说,你们国家政策不允许这样做。

那是中国的问题,你不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。合资企业高管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你提高百分之多少,平均是25%,其余的建立中方账号。这个中方账号20年来攒了不少钱,当时是10万美元一个人,董事长最高5000元一月,其他高管肯定要比这低,大部分都存在中方账号里。

一个产品开发,一个同工同酬,这两件事当时要是做好了,北汽后来走的这条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。现在回忆,我总自觉不自觉地拿这跟华为和中兴做对比。为什么合资开发变成了切诺基?走的就是中兴那条路。

07.

三七开追加860万元

1983年,我到大连参加一个中美合办培训班,时长7个月。结果在第50天,突然接到国家经委打来的电话,叫我马上回去,准备签约。我给厂里打电话,才知道赵乃林厂长参加厂运动会,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,仍在重症监护期。

我只好赶回来。1983年5月5日,北汽要跟美国汽车公司签约,让我组织

安排。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,只能提前半小时进,怎么组织?想过一套方案,进去一看,不是那么回事,手忙脚乱临时折腾,总算签了约。

我本想接着回去学习。总公司领导说,谁主持工作?签约后大量工作要同时展开,那边怎么独立,怎么工作,做什么准备?这边工作怎么安排?两边关系怎么处理?

没办法,我只好留下。按照我的想法,要叫我去管北京吉普公司,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北汽二次创业也是另一个样子。福田汽车就更不用说。当时我态度很明确,什么都行,没问题,根据需要,到哪里都行。最后我留在老厂。

北京吉普公司第一任外方负责人麦克格瑞高,还没做正经事就想来拜访我。这时我在北汽北厂,连办公室还没有,就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批文件。

我还不能说没条件接待。我说,我正好要过去看看。我准时到他办公室,他老先生半小时后才来,一进门就是I am sorry。我说sorry就行了?全厂职工都像你这样,那还叫企业吗?先镇住他再说。

他坐在办公桌后面,旁边有把椅子,意思是让我坐椅子。我坐到会议桌主席Chairman位置,二郎腿一翘,等着看他怎么办。

他过来坐旁边。我问,MIKE先生,你找我什么事。这时候就要和颜悦色些了,要有张有弛嘛。

他说,北京吉普公司生产等着用一个地方,铸造那里有个车间,希望能还给我们?

我一听,就知道是洋鬼子干的事。他刚来,怎么知道厂区边上有个“小夹道”,而且北汽创业之初,改装车都靠它挣钱。

他要这个地方,不能说不给。我说,可以给,请你把总装车间北跨立即腾出来。你什么时间腾出来,我马上给你腾地方。

他傻眼了。 回去一查,这地方产权未定,在合资合同上,用x网线标注。产权既未定,那当然是北汽的,小子一去不复返。像这样的小插曲也就过去了,他不要,我就不再说。

还有个例子。合资企业合同规定要在开业前三天,双方现金都打入合资企业账户。也就是说,美方要打入800万美元,中方的资产,包括厂房、设备和钱也得打入。

这时我就提出一个问题,我说,合资谈判4年多,北汽除正常生产外,还额外追加投资,扩大生产能力,这个钱应该另算,应该追加。

这笔钱合计860万元。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,当时我主持工作,意见不统一,他们就把上级领导北汽总公司总经理请来。听取大家陈述,最后总经理说,在关键的时刻,关键的问题上需要一个关键的人来谈,这个关键的人就是郑焕明。

我明知这是讽刺,但为了国家利益,作为主持工作的领导,就不能回避困难。我说,既然各位这么看得起我,不妨试试看。但有一条,如果谈砸了,你们不要喝倒采就行。

只有两天时间做准备。过去我不直接谈判,现在把我推风口,我不能退缩。准备用了一天多时间,跟上面相关部门沟通。谈判时,美国人不让步,我也不让步。谈到最后,他没什么词了。

我说,这是事实。但怎么办呢?

当天晚上,我到总公司总经理家里去。我说,谈得差不多了,我坚持百分之百投入追加。你拍我,三七开,30%让给美国方。

第二天谈判,我还是百分之百要追加。这时总经理说话了,他说,这样吧,咱们三七开,北汽这边算70%追加投入,等于30%让给美方。

美方表示同意,这就算过了。以此树立未来董事长在合资公司的权威。

北京吉普合资公司开业后,中方技术团队还拿出过一辆模型车,是在BJ212基础上,借鉴美方技术组合的一辆车。美国人看过后,提了200多个问题,说这不行,那不行。联合开发从此搁浅。

合资企业成立不到半年,北京吉普公司特别董事会要到底特律开。1984年10月,我们中方代表团经过埃及、法国、墨西哥、委内瑞拉,再转机到美国。到美国时,北汽总公司领导就提出要引进切诺基搞散件组装。

我坚决反对。我说,无论是协议,还是领导下达的设计任务书,我们都无权改变。合资企业的宪法怎么能变呢?我俩从巴黎吵到美国,路上基本没休息。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,吵得周围的人都给我们提意见。

为证明切诺基是合资企业的第二代越野车,刻意取了个名字叫BJ/XJ213才落定,所以你看照片上BJ/XJ213就这么来的。

我们争论的根本是合资企业开发权。当时没有自主开发这个词,叫自行开发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开发,当然不会那么容易,需要有斗争,美方不愿意把核心东西给你,但毕竟你要走一条开发之路,不至于现在过了40年,我们还都是外国车,你加上两个中国字就成中国的了?这个头没带好,基因都是人家的。

切诺基引进后又如何?这就要说到北京吉普公司的领导。有一次到吉普公司,我说,这就是一个牛身上拨下两张皮。

怎么这么说?这位领导问。

我说,那边零部件组织起来给你,利润空间多大,你知道吗?到这边生产,它是亏损还是盈利,你知道吧?是谁的钱?BJ212的。零部件赚的钱在那边,再到这边来生产,把老产品赚的钱来补它,这不是两张皮吗?

他不吭声了。

为什么会出现震惊中外的吉普风波(我们将在后期另做专题呈现)?就是引进切诺基搞CKD组装引出的导火线。美国人提供散件组装,相当于出口整车。

但随着政府加强宏观调控,对进口车严格管理,严格控制外汇使用,使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吉普公司无法实现外汇平衡,导致1985年预定的切诺基散件没有获得进口许可证。

一个合资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,引起中国最高层的重视,政府出面最终平息了风波。

跳出汽车小圈子再来看就更清楚,所以切诺基自始至终都是亏损的,后边这十几年,白用了BJ212产权和装备,但没开发出产品来,这是应该总结的一个问题。我不是否定谁,而是客观总结事情本身。所以BJ212在前后20年经营过程中,一直是合资企业的摇钱树。

客观来说,合资企业也学到一些东西。BJ212也确实引进过一些美国技术。有人总结引进了100多项,但四大总成引进过几项?只是小打小闹引进了一些,让BJ212生命周期延长。此外,合资企业还培养了一些干部和技术工人。这些应该充分肯定。

08.

二次创业

北京吉普公司成立后,南北厂怎么分?

资产方面,大体比例是80%的资产进入合资企业,比如BJ212的厂房和设备等。老厂剩下些附配件,创造的产值和利润都在20%左右。员工方面,约1.1万人,合资企业3800人,老厂9100人吃饭。三产、离退休划归老厂,是一个不对称的分家。

筹备分立时,党委书记王林主持党委扩大会,就确立了一个党委“十大关系“,包括产供销、人财物以及前方后方等。在这方面,赵乃林(北京吉普公司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)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。

这就要开职工代表大会,南北分立的报告怎么写?主席团怎么谈?秘书班子写报告,一次没通过,再写一次又没通过。眼看会期临近,我说,你们的任务完成了,我来写。

我用两个晚上写出来。我给书记说,不开会讨论了,直接上职代会,反正报告我做。本来叫赵乃林做,他不做,我估计他有压力。后来党委同意,还是我来做。

为什么两次通不过?问题出在两边的现状描述上,合资企业前景光明,老厂这边前景艰难。而我的基调是,比翼双飞,两边前景都很好。北汽老厂有九大优势。

一上会,一次通过,一字不改。迄今北汽档案室里存的就是我的手稿。我特别讲了几句话,我说,谁担心老厂吃不上饭,你们到我家来吃。

事后有书记说,你讲得很好,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。

分立办公时,两个人对着坐。比如管生产的,这边一个,那边一个,一个老厂的,一个新厂的,这是十大关系协调内容之一。但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公司开业没多久,两三个月后,十大关系就被取消。

取消关系老厂也得生活。幸好我有前期准备,通过老厂的技术改造,以最快速度将北汽一个仓库改造为总装配车间,生产过渡车型。就在分立后第47天,也就是1984年3月1日,BJ121小卡车就从生产线上开下来了。

两边分立时,总公司领导跟我提,希望总公司做甲方。

我说可以,但只准提葡萄,不准捡苹果。什么意思?捡苹果光捡好的,矛盾一大堆归厂里,这不行。要想当甲方,所有老弱病残编余人员,该养的人都得拿过去统一管。我就管剩下的这部分。

他不干。

我说,要想养活9100多人,就这么个状况,怎么办?我必须生产BJ121。BJ121是合资前就定型的一个过渡车型。

不行,你不能生产汽车,你就给合资企业服好务。他说。

我问,我这9100人吃饭怎么办?

给你政策。他说。

多长时间?我问。

他说,3年。

3年后怎么办?我又问。

他不说话了。

就算给我3年,你说了算吗?我再问。

他没声了。

唯一的办法就得生产BJ121小卡车。我说。

他说,我没钱。

我说,我一分钱不要。

他以为我说气话。那你干吧。说完就走了。

BJ121下线前一天,我到总经理家里去,我说,明天新车下线了。

真的?他问。

一看便知道。我说。

第二天到现场一看,总装线上挂着小车。总经理问,我给你把车开下来行不行?

我说,好啊,给我们添彩呀!这样BJ121一炮打响,解了燃眉之急。

一个BJ121,一个前面提到加个棚子的BJ212改装车,构成北汽盈利的亮点。

二次创业怎么创?当时提出一个战略口号,叫做“依托三环,外引内联,高起点,大批量,高效率地建设轻型汽车生产基地“。

依托三环什么意思?地处东三环的老厂总部,要到怀柔建设汽车城。用什么方法?外引内联,对外引资。“内联“就是横向联合,9个省市企业成立汽车集团,北京市政府把权限给我们,但后来这个汽车集团因部门扯皮没组织起来。

“外引“就是和通用汽车谈。最下功夫的是陈祖涛,我拉着他要在怀柔开发区,也就是雁栖湖南侧那片地,建一个年产30万辆轿车的合资企业。

我们跟通用汽车谈了将近一年。蒋一子具体抓这事,起初他并不同意,因为国家定点是“三大三小“。他看过开发区那块地和BJ752轿车后态度转变,当场表态他来做工作。

蒋一子找过两次北京市领导,但都没得到同意。当然,这可能跟当年北京市整体规划或中央四项服务有关。

跟通用汽车谈了一年后,项目夭折。年产30万辆,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轿车合资企业,所以我的轿车梦没有圆成。外引内联两方面都没有实现,这是缺憾。

可喜的是,北汽在3年时间里,自分立到1987年就达到分离前的总规模。

二次创业时,我们提出北汽精神,先去给总公司总经理汇报。

什么北汽精神?中央有中央精神,工业有大庆精神,你又来个北汽精神干什么?他问。

我说,北汽物质条件差,讲点精神还不行?养这么多人怎么弄?

我那是还年轻,火气大。回来让宣传部登报广播,我写评论。北汽精神就八个字:创新,为公,求实,奋进。

这段时间,北汽的广大职工做了大量工作。直到现在,有些老职工见面都很怀念,有人说,我这一生工作最开心的就是二次创业。有人说,在北汽二次创业过程中,北汽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二次创业在北汽历史上也算留下这么一段符号吧。

北汽的60年,首先北汽是北京汽车工业的摇篮,是北京汽车的骨干和脊梁。没有北汽,就没有北京汽车一条街。没有北京汽车一条街,就没有后来北京汽车产业化。

北京汽车之所以能发展,离不开北汽。建设一条街,就是让北汽产品分发到几个厂子去。发动机给北内,农业机械厂改为内燃机总厂,齿轮两厢给了北齿,建立了北齿总厂。一是热力厂,一是焦化厂,这五个企业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同时进行技术改造,第二年按照计划分别交付使用,北京汽车一条街才建立起来。

北京汽车一条街,实现了汽车专业化协作的格局,是北京汽车产业化的基础。没有这个一条街,就没有后来的北京汽车工业。这一条街,冯克同志立了功。

这种发展方式采用大协作,滚雪球,自我积累,滚动发展。这是北汽和一汽、二汽不同的一种发展模式,这是第二个特点。

这个模式一旦起来,再加上对其他几十个企业的整调,形成北京市汽车公司,后来又并入30多个小企业,改成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。

再后来就是体制改革,要搞成联合公司。体制问题始终是北京汽车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。到了本世纪前10年,最终改成北京汽车集团公司。2017年北京汽车集团公司闯入世界500强第124位,为北京争得荣誉,为国家做出了贡献。

御疏慧7h:原来他会玩轮子,怪不得呢!